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。 ①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诚信教育。孔子将道德教育置于 2019-10-09 05:06

  ①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诚信教育。孔子将道德教育置于教育的基础和核心地位,并高度重视诚信教育。“子以四教:文、行、忠、信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,其中的“信”是指传统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,教育学生“主忠信”(《论语·学而》),即以诚信教育为主。

  ②古人的诚信教育首先是在家庭里从蒙学开始,从婴幼儿抓起,以胎教、父范母仪,生活日用及讲故事等多种形式实现诚信教化。婴幼儿善模仿,父母是儿童的第一任老师,中国古代的父范母仪,特别强调家长对儿童的示范教育。父母长辈常以讲故事的形式对儿童进行诚信教育。中国古代的诚信故事俯拾即是,如商鞅立木、季札赠剑、管鲍之谊、范式守信等等;也有不少因不守信用而败德坏身甚至的故事,如周幽王烽火戏诸候,颇具警戒作用。

  ③传统社会重视学校系统的诚信教育,朱熹提出了完整的德育阶段学说,从“小学”到“大学”是循序渐进的德育过程。8至15岁受“小学”教育,16,17岁受“大学”教育。两者的道德教育有不同的内容、方式和方法。“小学”阶段只是“教之以事”,注重行为的训练;“大学”阶段就是“教之以理,如致知、格物及所有为忠信孝悌者”。朱熹还编辑“圣经贤传”和三代以来的“嘉言善行”为《小学》,作为“小学”德育教材;编著《四书集注》为“大学”教材,后成为元之后科考的必读书目。在不同年龄段施行不同水平层次的儒家经典教育,为学子包括诚信在内的价值观的萌发、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  ④学校诚信教育,不论是私塾、官学,还是书院,皆行“明人伦”,“成德为事”。明清之际书院风起、私塾涌现,为进行系统的诚信道德教育创造了有利条件和基础。传统学校诚信教育注重人的行为、习惯的养成,反对空言说教,注重生活细节、表里如一。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虽在道德教育上分歧很大,但都重视生活实践,强调对道德规范的认知和信服必须与生活实践相联系,做人做事不可脱节,朱子的“格致工夫”与王阳明的“事上磨”在一定程度上互通。

  ⑤传统社会的礼俗文化承载着社会诚信教育的重要使命,是一种乡土社会中自然的教育,礼俗作为一种得宜的规范和生活方式,与法律、制度的表现形式和作用方式有很大的不同,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道德,有时甚至会超越道德的权威和效力。礼俗的主要形式有三:古已有之、口耳相传的风俗;人们认同和遵循的“人情”习惯;成文或不成文的家规、族规、村规和民约。通过礼俗约束民众从而实现“礼治”是传统乡土社会维护秩序和治理的基本方式。礼俗文化是传统中国文化的底色,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诚信心理和行为习惯。

  《列女传》记载周文王之母“及其有娠,目不视恶色,耳不听淫声。”强调的是胎教的重要作用,可补充论证第二段的论点。

  若对父范母仪展开论述,应强调父母的行动示范比言说对于子女更有影响力,可用父范如曾子等事例作论据。

  文章采用“总—分—总”的逻辑结构,侧重论述传统社会学校诚信教育的系统,指出了私塾、官学和书院诚信教育的一致性。

  可选择成语“言行一致”“言而有信”“一诺千金”,作为文章中关于中国传统社会重视诚信论述的依据。

  用典,也叫用事,是指人们在行文中引用(或借用)前人的言论和事迹等表达想要表达的意思。用典作为一种文学修辞,如刘勰所说的“据事以类义”、“援古以证今”,其功能主要是使文辞更为含蓄和典雅。

  中国古代用典修辞早就有之。在20世纪西方文论中,出现了“互文性”的说法,它大体的意思是:一个文本不可能完全是自己的创造,一定是从别的文章中引用了、化用了某些成分;或是明写,或是化在自己的文章中。其实这个说法与中国古代的用典的意思差不多。用典变成了“互文性”,传统的文学修辞法变为现代的文学修辞法。

  首先,用典这种文学修辞方法与社会精神文化的生成过程密切相关,换句话说,正是社会精神文化的不断生成导致了用典这种文学修辞。社会精神文化的最初的生成可能是从民间到上层的,下层的百姓在劳动的实践中,由于有感受、有需要,形成了最初的歌谣。历史已经证明,下层劳动者创作的歌谣,必然会被上层的士人看中,于是拿过去加工,成为诗歌或其他作品。这种情况一代又一代这样持续下来。而士人从下层劳动者那里“拿过来”的过程,在一定程度上就是“用典”了,他们可能增加或减少一些字句,改变一些字句,或者师其意而不师其辞……这过程从广义上说,就是用典。中国士人加工、改造、整理过的最早的诗歌(如《诗三百》),不断被后人“引用”或“化用”,创作成新的诗歌作品,这就更是“用典”了。因此“用典”是精神文化生成过程的重要一环,也可以说,社会精神文化的生成过程使“用典”成为一种文学修辞,“用典”是社会精神文化生成的产物。

  其次,再从社会精神文化的发展看,一方面是一代又一代的文化创造,另一方面是后一代的文化总是从前一代、前几代的文化里面继承一些成分。这继承中,必然要引用前代若干具体的资料,以说明新的文化意义,这就是典型的“用典”了。若用刘勰的话来说,文学的发展离不开“通变”两个字,“变”是根据现实状况提出新主张、写出新篇章,这是对古之变;“通”就是要学习古典,熟悉古典,吸收古典,使“变”建立在“通”的基础上。那么在这“通变”中,“用典”也就自然成为创造中重要的环节了。

  更重要的一点是,各个时代的社会文化情况不同,士人崇尚的风气不同,这又区别出“用典”的多少、好坏等。为什么到了宋代,会出现黄庭坚为首的“江西诗派”,把“用典”推到极端,提出“夺胎换骨”和“字字有来处”的主张呢?这就与宋代士人推崇的风气有关。他们更看重书本,而看轻了生活,或者说从现实逃向书本领域。黄庭坚生活的时代,现实社会问题堆积如山,如与北方已经十分严重,内部纷争不断,而他们觉得他们面对的现实问题解决不了,他们逃向书本是他们与现实矛盾无法协调的产物。这样,黄庭坚看重的是杜甫和韩愈的诗“字字有来处”。

  以上所述,说明了文学修辞中的用典的种种情况,其最深根源仍然在社会文化中。我们不能离开社会文化的状况孤立地来理解文学修辞中的种种问题。 (摘编自童庆炳《社会文化对文学修辞的影响》)

  用典作为一种文学修辞, 是指人们在行文中引用(或借用)前人的言论和事迹等表达想要表达的意思,亦即刘勰所说的“据事以类义”、“援古以证今”。

  西方文论中所说的“互文性”,指从别的文章中引用了、化用了某些成分,其意思与中国古代的用典相似。

  用典一般有两种形式,一种是引用,直接引用前人言论和事迹,一种是化用,把前人言论和事迹化在自己的诗文里。

  历史已经证明,下层劳动者创作的歌谣,必然会被上层的士人看中,拿过去加工,从而成为诗歌或其他作品,所以,士人的创作就是不断加工、改造、整理的过程。

  《诗经》不断被后人“引用”或“化用”,创作成新的诗歌作品,这也说明了用典是社会精神文化生成的产物。

  “江西诗派”把“用典”推到极端,提出“夺胎换骨”和“字字有来处”的主张,这与宋代士人崇尚重书本、轻生活的风气有关。

  社会精神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继承和创造,而且二者密切相关,继承是创造的基础,创造是继承的变化发展;这当中“用典”是重要环节。

  宋代士人之所以逃向书本,是因为他们生活的时代现实社会问题很多,而且他们觉得他们面对的现实问题无法解决。

  “用典”这种文学修辞与社会文化渊源很深,与社会精神文化的生成、发展,与各时代不同的社会风气及士人崇尚的不同风气密切相关。

  用典是一种重要的文学修辞,在文学创作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,也引起了中外文论家的重视,所以文学创作应多用典。

  “塞上长城空自许,镜中衰鬓已先斑”,这句诗中的“塞上长城”是化用南朝大将檀道济被宋文帝冤杀时所说的“乃坏汝万里长城”一语,这就是用典,委婉含蓄地表达了作者壮志未酬的悲愤之情。

  庄子的思想与老子思想合为道教思想,其与儒家思想互补,贯穿了整个中国文化思想史。经他完善的道家美学与文论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,滋养着中国艺术。

  首先,庄子追求精神自由的生活态度影响了后世文人。庄子“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”,摒除,宁可过卑贱贫穷的生活而保有自由,也不愿富贵而为统治者所利用,这对那些追求独立人格与尊严、追求个性解放和张扬的后世文人具有很强的吸引力。魏晋名士、李白、苏轼等无一不深受庄子影响。庄子展示的个体精神自由和思维原创力的解放,在文论中则表现为艺术或形象思维的自由超越性。庄子的“逍遥游”创造了一个超越、永恒、宁静的精神家园,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源泉。

  其次,庄子崇尚的“大美”审美理想深刻影响了后世文艺的美学境界与高度。庄子以“道”为旨归,崇尚天地之间的“大美”,这种“大美”体现为无限广阔、宏大、雄浑、壮阔的境界和寂寞无为、朴素自然、澹然无极的特征。庄子的这种美学思想对于后代文艺产生的影响是,一方面引发了人们对博大雄奇的壮美境界的追求,如杜甫提出“鲸鱼碧海”、韩愈提出“巨刃磨天”等都是;另一方面“大美”的自然、本真、天放的本性又引导后世文人反对人为斧凿雕琢艺术,追求自然、素朴的风格境界。如刘勰的“自然之道”、李白的“清水出芙蓉,天然去雕饰”、司空图的“妙造自然”等都有庄子“自然”风格论的影子。“自然”的风格要求还影响到了音乐、绘画等其他艺术领域。

  第三,庄子“体道”时“虚静”论对后世文艺创作主体审美态度的影响。庄子提出“体道”主体必须具备“虚静”的精神状态。“虚静”思想要求创作主体在艺术构思时不为外物所乱,不为心智所蔽,保持凝神专一、忘怀一切、全身投入的精神状态。这种认识论注重内心的体察领悟,揭示出了审美和文艺创作中主体心灵的超功利特点,对后世影响极大。后世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庄子“虚静”说的影响。魏晋南北朝,陆机、刘勰率先将虚静心态同艺术想象联系起来:“收视反听,耽思傍讯,精骛八极,心游万仞”(陆机),“陶钧文心,贵在虚静”(刘勰)。唐代皎然还将虚静心态同艺术灵感联系起来:“意静神王,佳句纵横,若不可遏,宛如神助。”苏轼《送参寥师》云:“欲令诗语妙,无厌空且静。静故了群动,空故纳万境。”还有王国维的“无我之境”等等无不受庄子“虚静”论思想的影响。

  第四,庄子的言意观对后世文论的影响。庄子在对“言”的广泛性、复杂性及其表“意”的歧义性、暧昧性作出深刻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“言不尽意”“得意忘言”等诸多智慧观点,道出了言、意关系的奥秘,把人们引向一种幽远、玄妙的意境,一种主体独特的、内省式的领悟,直接引发了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辨,并在魏晋以后被直接引入文学理论,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注重“意在言外”的传统,并且为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。如钟嵘的“滋味”说、皎然的“但见兴趣,不见文字”、司空图的“韵味”说和“四外”说,以及后来的欧阳修、严羽、王士祯、王国维乃至于绘画、书法领域等无不受庄子言意观的影响。

  庄子的思想与老子思想合为道教思想,并与儒家思想互补,贯穿了整个中国文化思想史,经他完善的道家美学与文论思想滋养着中国艺术。

  庄子“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”,摒除,轻物质享受重精神自由,强烈吸引着那些追求独立人格与尊严、追求个性解放的后世文人。

  庄子展示的艺术或形象思维的自由超越性,使他在“逍遥游”中创造了一个超越、永恒、宁静的精神家园,为后世文人提供精神源泉。

  庄子以“道”为旨归,崇尚天地之间具有无限广阔、宏大、雄浑、壮阔的境界和寂寞无为、朴素自然、澹然无极的特征的“大美”。

  庄子提出的“虚静”是一种精神状态,要求创作主体在艺术构思时不为外物所乱,不为心智所蔽,保持凝神专一、忘怀一切、全身投入的精神状态。

  之所以会形成“意在言外”的现象,是因为“言”表“意”的歧义性、暧昧性远远多于“言”的广泛性、复杂性。

  庄子在对“言”与“意”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“言不尽意”等观点,道出了言、意关系的奥秘,使人感觉幽远玄妙,其影响延续到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。

  庄子的言意观直接引发了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辨,以至逐步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、绘画、书法等领域注重“意在言外”的传统。

  李白受庄子美学思想的影响,追求自然、素朴的风格境界,他的“清水出芙蓉,天然去雕饰”就是强调自然,反对雕琢。

  “收视反听,耽思傍讯”是说创作时对外物不视不听,只专注于审美对象,对其思考探究,这是产生无穷想象的基础。

  虚静心态有助于艺术灵感的诞生,“意静神王,佳句纵横”“欲令诗语妙,无厌空且静。静故了群动,空故纳万境”就是很好的例证。

  人物品评在我国发韧甚早。《尚书》中“一曰正直,二曰刚克,三曰柔克”把人分为正直、过于刚强和过于柔弱三类。《诗经》有对“君子”品德之良善、神态之庄重、胸怀之宽广、威仪之显赫的赞叹。春秋时叔孙豹提出著名的“三立”说,认为“太上有立德,其次有立功,其次有立言”,这既为士人提出了实现人生价值的目标,也隐含着对不同人物的品评。

  先秦诸子从各自学说出发,对人物个性修养或境界进行品评。孔子重视“知人”,根据德行修养将人物分为“中行”“狂者”“狷者”“乡愿”四等,强调“听其言观其行”。孟子提出通过眼神观察人品邪正的品鉴方法,主张了解人物所处时代背景,“知人论世”。

  先秦时代还诞生了与人物品评密切相关的谥法和相人术。谥法是指帝王、贵族、大臣、士大夫等死后,依其生前事迹评价褒贬、给予称号的一种制度。谥法产生于西周初年,废止于秦,复行于汉,历代沿用,直到清帝逊位才废除。帝王谥号由礼官议上。贵族、大臣死后定谥,一般先由亲友向朝廷呈“行状”,提请求,然后由礼官依死者生平功过,按谥法议谥,最后呈报皇帝定夺,下诏赐谥。士大夫死后由亲族、门生、故吏自行命谥,称私谥。谥法可以看作一种制度化、特殊场合使用的盖棺论定式人物品评,是我国封建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,目的在于区别尊卑、惩恶扬善,历来被视为“国之大典”,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。

  相人术是通过探察人物骨骼形态、音声大小、毛发颜色以及某些特定部位凹凸等体貌特征,预测人的吉凶祸福贵贱贫富寿夭等的一种方术。相人术虽长期处于民间地位,受到质疑批判不少,但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严密的理论体系。就理论基础和思维模式而言,相人术与人物品评都是从人物仪容、举止等外在表征出发,探究人物内在品质或未来命运。而相人术是预知人物的富贵寿夭,人物品评是体察人物的德性才能。汉魏人物品评的兴盛,与当时流行的相人术不无关系。

  汉代以来,官方主要以“察举”“征辟”方式发现、选拔和任用人才。这就使人物品评与厚风俗及现实有密切联系,受到社会关注和重视。汉代不少歌谣谚语涉及人物品评,足见风气之盛。曹魏政权继承曹操以才用人思想,制定“九品中正制”,在各州或郡县设置大、小中正官品评人才。这样,如何分析考察人物的才能并划分等级、予以任用就成为现实问题。随着门阀士族势力扩张,九品中正制逐渐沦为形式,人物品评的意味慢慢淡化,而对人物才情风貌的审美品评发展起来了。《世说新语》较为集中地反映了魏晋时期审美性人物品评的状况,堪称审美性人物品评的渊薮;审美性人物品评大体包括“才情、思理、放达、容貌”四个方面。魏晋人的审美品评与原先性的品评相比,不是诉之理智分析,而是诉之直观、想象和情感体验的。这种转变对中国古代文艺美学产生了深远影响,催生了《诗品》《画品》《书品》《棋品》《曲品》等一系列著作。

  在人物品评上,孔孟都注重人品修养;在鉴评人物途径上,孔子强调“听其言观其行”,重视“知人”,而孟子提出观察眼神的品鉴方法,主张“知人论世”。

  帝王谥号由礼官议上;贵族、大臣的谥号一般先由亲友向朝廷呈“行状”,提请求,再由礼官按谥法议谥,报皇帝定夺赐谥;士大夫则由亲族、门生、故吏自行私谥。

  相人术与人物品评有相同点,从人物仪容、举止等外在表征来探究人物内在品质或未来命运。不同之处在于,前者是预知富贵寿夭,而后者是体察德性才能。

  汉代以来,人物品评受到社会关注和重视,主要是因为官方以“察举”“征辟”方式发现、选拔和任用人才,不少歌谣谚语涉及人物品评的兴盛风气也是原因之一。

  《尚书》中的三类人和《诗经》中对“君子”的赞叹以及叔孙豹的“三立”说,这些内容既是士人实现人生价值的目标,也隐含着对不同人物的品评。

  谥法是我国封建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,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,这种被认为在特殊场合使用的盖棺论定式的人物品评,目的在于区别尊卑、惩恶扬善。

  《世说新语》较为集中地反映了魏晋时期大致从“才情、思理、放达、容貌”四个方面进行审美性人物品评的状况,堪称审美性人物品评的渊薮。

  体现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的《诗品》《画品》《书品》等一系列著作的产生,重要的原因是魏晋人的审美品评由理智分析转变成了直观、想象和情感体验的审美品评。

  谥法是指根据帝王、贵族、大臣、士大夫生前事迹评价褒贬、给予称号的一种制度。谥法产生于西周初年,废止于秦,复行于汉,一直到清帝逊位才废除。

  相人术是通过探察人物骨骼、音声、毛发以及某些特定部位等体貌特征,预测人的吉凶祸福等的一种方术。虽受诟病,可也有一套比较严密的理论体系。

  为了解决分析考察人物的才能并划分等级和任用这一现实问题,曹魏政权制定了“九品中正制”,并在各州或郡县设置了大、小中正官来品评人才。

  人物品评对人们见贤思齐有引导作用,对敦厚风俗有积极作用,影响到官员选拔制度,上升为国家典章制度,中国文艺和美学也与人物品评有密切关系。

  ①做人最重要的是诚实地面对自己,在自己良心的法庭上公正地审视自己,既不护己之短,也不疑己之长,从而对自己有一个清楚的认识。这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,足以使他哪怕在全世界面前坦然承认自己的错误,也淡然面对哪怕来自全世界的误解和不实的责骂。

  ②做事即做人。人生在世,无论做什么事,都注重做事的精神意义,通过做事来提升自己的精神世界,始终走在自己的精神旅程上,只要这样,无论做什么事都是有意义的,而所做之事的成败则变得不很重要了。

  ③做事有两种境界。一是功利的境界,事情及相关的利益是唯一的目的,于是做事时必定会充满焦虑和算计。二是道德的境界,无论做什么事,都把精神上的收获看得更重要,做事只是灵魂和完善的手段,真正的目的是做人。因此,做事时反而有了一种从容的心态和博大的气象。

  ④人生在世,既能站得正,又能跳得出,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。跳得出是站得正的前提,唯有看轻沉浮荣枯,才能不计利害得失,堂堂正正做人。如果说站得正是做人的道德,那么,跳得出就是人生的智慧。人为什么会堕落?往往是因为陷在尘世一个狭窄的角落里,心不明,眼不亮,不能抵挡眼前的。佛教说“无明”是罪恶的根源,教说堕落的人生活在黑暗中,说的都是这个道理。相反,一个人倘若经常跳出来看一看人生的全景,就不太会被那些渺小的事物和次要的价值绊倒了。

  ⑤权力是人品的试金石。恶人几乎本能地运用权力折磨和伤害弱者。比如一个办事员,手里有了一点小小的权力,即使办一个正常的手续,他也会百般刁难,以显示他的重要。而善人几乎本能地运用权力造福和帮助弱者。他们都从中获得了快乐,但这不同的快乐,体现了多么不同的人品啊。一切世俗的价值,包括权力、财富、名声等,都具有这样的效应,能彰显其拥有者的善和恶。

  ⑥天赋,才能,眼光,魄力,这一切都还不是伟大,必须加上真实,才成其伟大。真实是一切伟人的共同特征,它源自对人性的真切了解,并由此产生一种面对自己、面对他人的诚实和坦然。精神上的伟人必定是坦诚的,他们足够富有,无须隐瞒自己的欠缺,也足够自尊,不屑于用做秀、演戏、不懂装懂来贬低自己。

  在中国电影产业迅猛发展、取得一个又一个票房新高的同时,“轻电影”盛行,国产电影的文化厚度与博大、深沉的民族文化积淀不相匹配等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。不过,单纯地批评中国电影人“没文化”是隔靴搔痒。电影并不是孤立的文化产品,而是植根于全社会大众文化土壤的创造物,是一个时期内大众文化样貌在银幕上的集中体现。譬如,近年来风靡全球的《复仇者联盟》《蝙蝠侠》等好莱坞超级英雄电影,都是由漫画原作改编而来;走入国际观众视野的中国“武侠电影”则脱胎于晚清以来品类丰富的武侠小说。这些作品是大众文化孕育多年后在电影领域的结晶,绝不是电影人单打独斗所能完成的。最近两年,综艺节目火爆,中国大银幕上也相继出现了《爸爸去哪儿》《跑吧!兄弟》等高票房的国产“综艺电影”,这在世界电影产业史上是极为罕见的现象。由于制作上的粗糙以及观众新鲜感的减退,这类电影正在式微。但这个现象说明有怎样的大众文化,就有怎样的电影。

  电影和大众文化本就相辅相成、互为因果。在今天的中国,电影——特别是观影人次多、影响力大的“大众电影”——本身就是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引领力量,它极大地形塑着当下的大众文化。譬如随着一部电影的流行,其中的经典台词常常成为社会流行语;而像《亲爱的》这样反映某一社会问题的热映电影,甚至经由大众文化、社会影响到了相关立法,更是明证。

  所以,电影人不能把电影的问题完全归罪于大众文化发育程度的不足。作为创作主体,电影人当然需要对泥沙俱下的大众文化进行引导和升华,而不是躺在大众文化的怀里坐享其成,这也是电影创作者应当保有的文化自觉,电影人不能一味地迎合、谄媚观众,将其作为不负责任和自以为是的票房策略。实际上,一些没有对大众文化承担责任的电影,往往因为缺少了文化的“灵魂”,而很难获得观众们发自内心的认同。

  近几年来,中国愈发广阔的电影市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资金和资源,电影产业的从业队伍越发庞大,但能否孕育出强大的电影产业,还要看创作者能否在中国大众文化的土壤中吸收到精髓,淬炼出极致的影像作品。大众文化本身就是丰富而多层次的,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产品,绝大多数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严肃文化的因子,具有严整的内在的文化逻辑。电影创作者如果能充分重视大众文化,善于从中汲取营养,进行反思、提炼和再创作,定能创作出雅俗共赏的优秀作品,进而让电影与大众文化良性互动。

  “轻电影”盛行,导致中国电影产业迅猛发展,取得一个又一个票房新高,同时也暴露出国产电影的众多问题。

  电影植根于大众文化,同时又形塑着大众文化,电影和大众文化两者之间本就是相辅相成、互为因果的。

  火爆一时的国产“综艺电影”正在式微,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少文化的“灵魂”,电影人只是一味地迎合、谄媚观众,制作粗糙。

  电影人不能把电影的问题完全归罪于大众文化发育程度的不足,因为电影本身就是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引领力量。

  《复仇者联盟》《蝙蝠侠》等电影风靡一时,说明电影并不是孤立的文化产品,而是植根于全社会大众文化土壤的创造物。

  《爸爸去哪儿》等“综艺电影”能够有高票房,和最近两年综艺节目的火爆有很大关系,说明有怎样的大众文化,就有怎样的电影。

  反映某一社会问题的热映电影《亲爱的》,不仅它的经典台词成了社会流行语,甚至经由大众文化等影响到了相关立法。

  越来越多的资金和资源,越来越庞大的电影产业从业队伍,以及大众文化的繁荣将共同孕育出强大的电影产业。

  现在不断有人提问,为什么我们这个堪称伟大的时代却出不了伟大的作家?对此我的想法是,现在是一个无权威的、趣味分散的时代,一个作家很难得到全民集中的认可。事实上,要成为一位大家公认的伟大作家,需要时间的考验,甚至包括几代人的阅读和筛选。而且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,消费与享受往往消磨作家敏锐的洞察力和浪漫的,以致那种具有巨大原创力的作品很难产生。当然,当代中国缺少伟大的作家,除了这些外在的方面,也有作家自身主体弱化的问题。比如市场需求之多与作家生验不足的矛盾、市场要求产出快与创作本身求慢求精的矛盾等等。而这当中,正面精神价值的匮乏或无力,无疑是当下文学创作中最为重要的缺失。

  所谓正面精神价值,指的就是那种引向善、呼唤爱、争取光明、辨明是非、正面造就人的能力。这种价值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,与作家对民族的精神资源的利用密切相关。我们民族的精神资源很丰富,但是也还需要作必要的整合和转化,才能化为作家内心深处的信仰,运用到创作中去。还有一些作家表现出“去资源化”的倾向,他们不知如何利用资源,索性不作任何整合与转化,以为只要敢于批判和暴露,就会写出最深刻的作品。但如果都是暴力、血腥,就让人看不到一点希望,而真正深刻的作品不仅要能揭露和批判,还要有正面塑造人的灵魂的能力。还有另外一种主体精神弱化的现象。很多作品没完没了地写油盐酱醋和一地鸡毛,缺少一种人文关怀。作家的责任是把叙事从趣味推向存在,真正找到生命的价值所在。当他们丧失了对生活的敏感和疼痛感,把创作变成了制作,批量化地生产的时候,文学就不会有什么真正的生命了。

  老舍先生曾将长篇小说《大明湖》浓缩成《月牙儿》,篇幅几近短篇,却也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中公认的经典。他幽默地说:“我在经济上吃了亏,在艺术上占了便宜。”如果今天的作家都肯下这种苦功,那么消费的时代再汹汹然,我们仍然可以对震撼人心的好作品的出现满怀期望。